观察北美地理，不难发现州府（省会）城市往往并非本州（省）的经济中心。例如华盛顿州的州府在奥林匹亚，经济中心是西雅图，还有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和纽约，加州的萨克拉门托与洛杉矶，卑诗省的维多利亚与温哥华等等。反观中国，省会城市往往身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甚至还是交通枢纽，难免令人心生政治主导一切之感。省会吸血论，果真如此？中西部与沿海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则说明该城市对所在省份经济十分重要，如果超过三成，则说明依赖度较高。由于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源，省会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一般不低，不过各省差异仍然较大，中西部省份对省会的依赖度要比东部沿海高出不少。通过对2014年27个省份和自治区的省会经济占比统计发现，有15个省份的省会占比超过了1/4，有10个省会占比超过了30%。其中，青海的西宁占比达到46.8%，宁夏的银川占比达到50.7%。此外，吉林的长春、黑龙江的哈尔滨、湖北的武汉、四川的成都，均为典型的一城独大，西安、昆明、兰州、长沙、贵阳等几个中西部省会也很明显。这些的副省级省会城市，行政级别较高，对周围的吸附力更强，不少大型工业项目均布局于此。“这跟市场化程度有很大关系。”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指出，省会一般都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行政权力影响更大，非省会城市的基础设施及各种资源都比较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西部省份的省会依赖度都很高，像中部的太原和郑州占比均不到20%。其中河南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下辖18个地级市，因此省会GDP占比相对较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只有16.2%，目前呼和浩特的经济总量在内蒙古仅位列第三，与排名前两名的鄂尔多斯和包头均有一定距离。相比之下，沿海省份的省会依赖度普遍较低，比如广州虽然是全国经济第三城，其占广东省的比重也不过25.8%，浙江杭州和福建福州占比也分别只有22.9%和21.5%。彭澎分析，相比内陆，沿海省份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地方的积极性也比较高。此外，沿海的城市群发展态势比较好，城市密度大，基础设施比较好。很多沿海非省会城市有机场、港口、高铁，发展条件也十分好。比如，厦门机场年旅客吞吐量是福州机场的两倍以上，青岛机场吞吐量比济南机场多出80%。占比最低的省会分别是来自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和第三经济大省山东。南京和济南这两个副省级省会分别只占所在省份GDP的13.2%和9.7%，原因是这两个沿海经济大省下辖地级市众多，而且多为港口城市。 多年以来，苏州和无锡GDP分列江苏一、二位，身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直到2014年南京才首次超过无锡，却仍与苏州差距较大。而济南要甩掉“鲁小三”的帽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年，在山东17个地市中，济南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第一名的青岛的66%，也比第二名的烟台落后了200多亿元。此外，福建有泉州，沈阳有大连，河北有唐山，这三座港口城市的GDP均在省会之上，广东深圳也和广州交相辉映，可见行政力量再强大，也不会跟市场对着干。省会依赖度日益突出无论沿海还是内陆，近年来，省会城市经济占所在省份的比重均有逐渐提高的趋势。在2014年，南京超越无锡，沈阳追近大连，杭州拉开宁波，济南追近烟台，贵阳、长沙、合肥经济占全省的比重也在增大。占比提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不断加快，而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省会城市成为很多大型企业的首选。例如富士康在内陆省份投资中，就大多布局在太原、武汉、成都、贵阳等省会城市。在近几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高铁一般都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很多重大投资项目也都会选择在省会投资。此外，近几年，资金、人口进一步向直辖市、省会城市集中，经济发展也持续“生猛”。彭澎称，在中西部省份中，一般只有省会才有大型的国际机场，其他地方机场都很小。“从省会出发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到的地级市，很多大型公司就不会去。当然在高铁大发展后，一些有高铁的普通地级市也会迎来比较好的机遇。”另一方面，在外贸出口受阻的情况下，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更加依赖投资和扩大内需。这无疑打击了港口城市的经济潜力，而省会城市在增加基础设施方面却具备明显的优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认为，如今区域经济发展更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省会城市对包括土地、科技等资源的整合能力更强，因此它们近年来发展更迅猛也是必然。其实但凡是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政治和经济重合的概率都比较高。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如此，日韩等亚洲国家也是如此。不过同时也应看到，越是倾向于分权的国家，越不会出现省会吸血的情况。而在中国，越是多点开花的省份，往往经济表现越是出色。王慕乐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经济地理》等综合编辑。====================本文来自《财经文摘》2015年4月刊，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下载《财经文摘》ipad客户端，或点击订阅《财经文摘》杂志